西南山地地區因其復雜的地質條件、豐富的砂石資源和脆弱的生態系統，成為我國砂石資源開發矛盾最為突出的區域之一。近年來，隨著基礎設施建設需求的波動、環保政策的趨嚴以及地方治理能力的不足，這一區域的砂石開發逐漸陷入多重困局。

一、供需失衡與政策調控的矛盾

西南地區作為長江上游生態屏障，砂石資源開發長期面臨“既要保生態，又要保發展”的難題。2024年，全國砂石產量同比下降9.4%，市場供大于求的態勢顯著。西南地區因交通不便、運輸成本高，砂石供需呈現區域性失衡。例如，貴州省2024年新設砂石礦權106宗，居全國第二，但礦權流拍率近三成，反映出市場對新增產能的謹慎態度。與此同時，地方政府為緩解財政壓力，仍傾向于通過礦權出讓獲取短期收益，導致“規劃超前、需求滯后”的矛盾加劇。

政策層面，自然資源部雖鼓勵編制砂石專項規劃，但西南山地因地形破碎、生態敏感，集中開采區難以科學劃定。以張家界市為例，盡管砂石礦權從2019年的129個縮減至23個，但非法采石制砂行為仍屢禁不止，甚至借“森林防火通道”“養殖場建設”等名義變相盜采，暴露了規劃與執行之間的脫節。
 

二、生態保護與資源開發的沖突

西南山地生態系統的脆弱性，使得砂石開發極易引發連鎖性環境問題。2024年中央環保督察通報的典型案例顯示，張家界市因非法采石導致毀林占地、水土流失等問題突出，部分企業“邊開采、邊破壞”現象普遍。涼山州雷波縣和金陽縣在沿江高速建設中，因監管缺失，河道盜采砂石泛濫，甚至出現“合法買一車，夜間盜采無數車”的亂象，嚴重威脅長江上游生態安全。

政策要求砂石開發“邊開采、邊治理”，但在西南山地，礦山修復成本高、難度大。例如，張家界市桑植縣虎頭埡采石場生態修復質量低下，復墾復綠滯后，暴露出企業主體責任缺失與地方監管乏力。此外，礦山修復產生的土石料本應優先用于工程自身，但部分企業違規銷售牟利，進一步加劇生態修復資金缺口。

三、利益糾葛與治理能力的短板

砂石資源開發涉及多方利益，地方政府、企業、村民的博弈往往導致治理失效。廣安市方坪大道砂石資源違規案件中，公職人員與“砂霸”團伙勾結，非法盜采國有資源，而執法部門“查而不處、處而不嚴”，折射出權力尋租與監管虛化的深層問題。類似現象在西南地區并非孤例，涼山州部分砂石企業通過“關系運作”逃避審批，地方部門則以“重點項目優先”為由默許非法開采，形成“法外特權”的惡性循環。
 

治理能力的不足還體現在政策執行的“一刀切”與靈活性缺失。例如，自然資源部要求砂石礦權“凈礦出讓”，但西南山地因用地、用林手續復雜，礦權投放與實際需求錯位，導致大量礦權流拍7。此外，環保督察整改“重形式、輕實效”，張家界市雖開展專項整治，但非法加工點仍普遍存在，污染防治設施形同虛設。

四、破局路徑：從“堵漏”到“疏解”

破解西南山地砂石困局，需從政策優化、技術轉型、治理創新三方面發力：

強化規劃統籌與生態紅線約束

依據《關于促進砂石行業健康有序發展的指導意見》，西南地區應優先劃定生態保護紅線內的禁采區，探索“集中開采區+分散補位”的彈性布局。同時，借鑒甘肅省“三個階段解決五個問題”的整治經驗，嚴控礦權投放規模，推動過期礦山依法退出。
 

推動機制砂石與替代資源利用

提升機制砂石比例是緩解河湖砂壓力的關鍵。西南地區可依托豐富尾礦資源，推廣固廢制砂技術，減少對天然砂的依賴。例如，涼山州高速公路建設中，部分標段利用隧道洞渣生產機制砂，為“就地轉化”提供了可行路徑。

構建多方參與的協同治理機制

針對非法開采屢禁不止的問題，需強化“行刑銜接”，建立自然資源、公安、生態環境部門聯合執法機制。廣安市砂石案件暴露的監管漏洞警示，需通過“一案雙查”壓實地方主體責任，對失職瀆職公職人員嚴肅追責。此外，可引入第三方評估機構，對礦山修復效果進行動態監測，確保“誰破壞、誰治理”落到實處。

西南山地砂石資源開發的困局，是生態保護與經濟增長的失衡、短期利益與長期可持續的矛盾。2024年以來，從中央環保督察的雷霆問責，到自然資源部“激勵與約束并舉”的政策調整，均釋放出“嚴監管、促轉型”的明確信號。未來，唯有通過科學規劃、技術創新與治理革新，才能實現砂石資源開發與生態保護的共贏，為西南山地高質量發展筑牢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