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進低碳發展既是積極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需要，也是實現我國可持續發展的需要。推進低碳發展必須澄清一些模糊認識，協調好降低二氧化碳排放與促進經濟發展的關系，處理好國內低碳發展與全球應對氣候變暖的關系，合理確定低碳發展的目標，找準與碳源相對應的減碳途徑，處理好行政手段與市場手段的關系等。
        一、正確理解低碳發展
        低碳發展本質上是一種經濟社會發展模式。在全球氣候變暖引起人類重視后，二氧化碳排放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約束條件，這意味著經濟社會發展模式發生了重大變化。有的人將低碳發展單純理解為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這是片面的。低碳發展是“低碳”和“發展”的有機結合，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只代表了“低碳”，“發展”還意味著效率或效益或競爭力的提高，若因“低碳”而損害了“發展”，則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低碳發展。我們需要的是在“低碳”的同時能實現“發展”的目標。因此，低碳發展的特征應是“三低一高”：低消耗、低排放、低污染和高效率（或高效益）。
          二、下決心推進低碳發展
         國家有關部門正在推進低碳發展試點，但有的地方在制定試點實施方案時，擔心真正按照低碳發展的要求去做，會損害地方的經濟發展。其實，擔心者還是將低碳發展單純理解為降低二氧化碳排放，而沒有將降低二氧化碳排放與提高碳生產率或低碳競爭力結合起來考慮。當然，降低二氧化碳排放有一個速度問題，若提高碳生產率的速度趕不上因降低二氧化碳排放而產生的成本和損失，確實會影響經濟發展。如果把握好了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節奏，則可以通過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實現提高碳生產率的目的，取得又“低碳”又“發展”的效果。在全球氣候變暖已成為共識、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已成為多數國家共同意愿、約束碳排放的規則越來越硬的情況下，誰率先提高了碳生產率，獲得了低碳競爭力，誰就會贏得未來，那些只顧眼前、行動緩慢者必將為低碳潮流所淘汰。
  三、自主確定低碳發展目標
        我國推進低碳發展面臨著特殊的壓力：一是我國正處于“高碳”排放的工業化中期階段和城市化加速階段；二是我國的資源條件是“富煤、少氣、缺油”，化石能源約占92%，其中煤炭約占68.7%，電力生產78%依靠燃煤發電，“高碳”能源占絕對統治地位，我國的經濟總量已躍居世界第二，面臨來自國際的減碳壓力越來越大，長期以來形成的“高碳”發展模式具有典型的“路徑依賴”特征，不易轉變。在此情況下，確定二氧化碳絕對減排目標要十分謹慎，必須維護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權益，堅持承擔“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堅持提高碳生產率優先的原則，自主確定低碳發展目標。在確定“十二五”目標時，要考慮到：一是要力爭實現我國對國際社會承諾的目標，即到202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二是要吸取“十一五”規劃的經驗教訓，使目標更加科學合理；三是“十二五”要盡可能為“十三五”留有回旋余地。
  四、抓住提高碳生產率這根主線
        碳生產率是衡量低碳發展的合適指標。碳生產率等于經濟效益或經濟總量與碳排放量之比，提高碳生產率一方面意味著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分母），另一方面意味著提高經濟效益（分子），可以很好地達到又“低碳”又“發展”的目的。抓住提高碳生產率這根主線，可以避免將低碳發展片面理解為單純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可以將世界各國從單純博弈碳排放權的死胡同中走出來，達成更多的共識；可以促進各地更多地從提高效率中去尋找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出路。
  五、多途徑降低二氧化碳排放
         降低二氧化碳排放是推進低碳發展的必然要求，大多數地方的碳源主要來自能源消耗，交通和建筑等，與此相對應，降低二氧化碳排放要從如下多方面入手：一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控制能源消費總量，鼓勵消費低碳能源，限制消費高碳能源；二是大力發展低碳產業，促進產業低碳化，鼓勵低碳生產；三是科學規劃，優化空間布局，大規模建設節能低碳建筑，推進“低碳城鎮化”；四是大力開展植樹造林和國土綠化，提高森林覆蓋率，切實提高森林固碳能力；五是樹立低碳發展理念，倡導低碳生活，努力建設低碳發展社會。
  六、更快地提高低碳競爭力
         根據提高碳生產率的要求，要想推進低碳發展，除了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外，更重要的是要提高低碳生產力，而且其提高的速度要快于因降低二氧化碳排放而產生的成本和損失。一旦國際社會達成了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共識，形成了約束碳排放的規則體系，則今后國與國之間、企業與企業之間的競爭將主要表現為碳生產率的競爭。誰率先在低碳產業和產品開發上占據了主導地位，誰就會獲得新競爭力。提高低碳競爭力的主要途徑有：一是制定和控制碳交易的規則和標準；二是制定和實施促進低碳發展的政策：三是開發和控制低碳核心技術；四是培養和吸引低碳發展高素質人才；五是大力發展低碳產業和產品；六是積極培育和塑造低碳品牌等。
  七、更多地利用市場手段推進低碳發展
        推進低碳發展既可以利用行政手段，也可以利用市場手段。在“十一五”規劃后期，許多地方較多地采取了行政手段，甚至采取了比較極端的“拉閘限電”手段來推進低碳發展，這一方面產生了立竿見影的效果，另一方面也帶來了較多的副作用和“后遺癥”。“十二五”時期必須更多地采取法律和市場手段來推進低碳發展。因此，建議參照《循環經濟促進法》，盡快制定《低碳發展促進法》；由有關部門制定低碳發展“國家方案”和行動路線圖；建立健全碳排放交易市場；加快建立生態補償機制，將碳匯納入國家森林生態價值的統計范疇，統一對外發布；盡快建立全國統一的、與國際接軌的碳匯計量、監測體系和標準；建立科學合理的碳統計、監測和考核制度、碳預算制度、“碳源碳匯平衡表”制度；全面改革資源稅，開征環境保護稅，建立低碳發展的長效機制；逐步建立起低碳財稅、信貸、上市融資優惠政策體系；建立健全電網企業收購可再生能源電量費用補償機制，實行可再生能源發電全額保障性收購制度；推行政府綠色采購制度；建立碳補償標識制度；強化碳減排目標責任制，實施“一級財權、一級事權”的減排責任制度：加快推進低碳城市試點、碳排放交易試點、低碳金融試點等，為低碳發展探索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