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研14省98縣104個村，這一影響全國復產復工的問題很緊迫！》

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課題組

（2020年3月1日）

2月16至19日，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完成了一項涉及14省（不含湖北）98縣104個“零疫情村”勞動力流動情況的調查報告（《被地方防控封凍的產業工人——14省98縣“百個零疫情村”勞動力流動情況調查》）。報告指出，在2月中旬結束前，農村勞動力流動處于封凍狀態，12個勞動力流出省份的村莊勞動力跨區域流動比例平均低于10%。當時“管死”的疫情防控體系嚴重限制了勞動力流動，各地政策執行寧左勿右，造成經濟社會無法正常復蘇。

十天過去了，各地疫情防控政策有不小變化。中央召開的“統籌推進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部署會議”，打出一套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的“組合拳”。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印發《關于進一步落實分區分級差異化防控策略的通知》。不少省份調整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響應的等級。各地也都制定了促進企業復產復工和幫助農民工轉移返崗的系列政策。

政策效果如何？當前還存在哪些問題？如何進一步推動經濟社會復蘇？為回答上述問題，2月29日，研究團隊對這104個“零疫情村”組織了二次調查。調查報告標題為：《破解復產復工的五大循環困境——14省98縣“百個零疫情村”勞動力流動二次調查》。
 

近日，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貴州省1963個在建省重大工程項目復工率達到100%。圖為2月29日，中建三局工作人員在貴陽龍洞堡國際機場T3航站樓項目工地施工。
 

導言：104個村莊的二次調查

情況顯示，2月下旬以來，12個勞動力流出省村莊勞動力跨區域流動的平均比例提高至30%，10天時間大約增長20個百分點。農村勞動力跨區域流動有所“解凍”，相關政策取得一定效果。但是，東部地區部分已開工重點的企業缺工與中西部地區勞動力流動緩慢并存的問題，還沒有完全從根本上得到解決。

報告發現：

結合對浙江和廣東兩地區的調查來看，中西部地區勞動力流動緩慢是表象，背后是沿海地區產業整體復蘇緩慢。一方面，政府加大扶持的部分重點企業存在缺工問題，另一方面，產業鏈不齊全限制了企業全面開工生產，重點企業和大企業用工不足與中小企業吸納就業能力不足并存，整體上造成了大規模勞動力流動乏力。勞動力緩慢流動與企業復產復工進度慢互為因果。當前經濟社會復蘇還存在五個循環困境：

1.勞動力流動與用工循環困境

分析發現，過去十天出現的勞動力集中流動，很大程度上屬于政策調整后的反彈性流動。一些地區，2月下旬之后稍微放松對企業復產復工的審批，實施復工復產備案制度，降低復工復產門檻，推動一批重點和規上企業恢復生產。這部分企業用工帶動了一部分勞動力回流。

分析發現，近期政策紅利即將釋放完畢，中小企業復產復工情況仍不樂觀，沿海地區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下降，中西部勞動力外出的動力同步下降。進入三月上旬，隨著規上企業和重點企業用工吸納能力釋放完畢，農民工流動可能會降速，甚至進入低速流動的停滯期。

2.產業鏈循環困境

企業圍繞產業鏈運行，產業運行需要大中小企業相互配套和上下游分工協作。二月中旬以來，恢復生產規上企業和重點企業，主要是利用庫存生產，消化節前訂單，以半復工復產狀態為主。隨著庫存減少，規上企業和重點企業面臨的上下游配套困難加劇，影響整個產業運行。企業持續復產復工，關鍵是產業鏈不斷恢復，產業鏈恢復依靠企業復產復工，二者互為影響。現在中小企業復產復工情況仍未完全到位，影響配套體系，最終會傳導到已經復產復工的規上企業和重點企業，最后會傳導到整個產業鏈。

3.政策扶持循環困境

目前金融、人社、工信、稅務、財政等部門連同各級地方政府，出臺各種針對企業和生產單位的扶持性政策，利用貸款、利息補貼、社保政策、免稅降稅、成本補貼等手段，幫助企業渡過難關。這些扶持性政策有助于紓解企業和生產經營主體的暫時困難。然而，企業的生存發展之本在于通過產業鏈激活，離開整個產業鏈的恢復，針對單個企業的專項政策，只能解決眼前問題。產業鏈不解決，上下游配套不全，訂單流失，會給企業造成更大壓力，引發更大的政策扶持需求。

4.疫情防控壓力循環困境

前期復工的規上企業和重點企業，自身防控承受能力強，且受到了地方政府較大支持。相對而言，中小企業自身能力不足，政府關注不夠，一部分中小企業缺乏復產復工能力和積極性。隨著復產復工過程中可能出現的疫情發生，沿海地區的疫情防控力度有可能“反彈”，企業復產復工難度不降反升，中小企業生產恢復生產難度可能加大，持續影響產業鏈恢復。

5.風險傳遞的循環困境

調查發現，農民工流動比例低，很大程度上是經過前期防控階段后，農民工自己不愿動，很多農民工抱著與其冒風險不如休閑三兩月的心態。另外，一些中小企業上游無原料，下游無訂單，防控責任大，部分中小企業也不十分著急復工。一些地區的地方政府重點關注納稅大戶企業，全面復產復工積極性不高。已經復產復工且存在產業配套困難的大企業和重點企業面臨較大壓力。

報告建議：

針對上述問題，建議可考慮從以下六個方面發力：

一是在加大對企業實施政策扶持的同時，將精力重點放到產業鏈恢復上，提早恢復產業鏈，恢復配套，恢復上下游協作，恢復訂單，避免產業流失。

二是待規上企業和重點企業逐步復產復工之后，地方政府要立刻幫助中小企業復產復工，加快恢復產業鏈，推動產業體系復蘇。

三是對中小企業的扶持力度要更大。產業鏈恢復缺一環不可，中小企業規模雖小，但是生產配套功能同等重要。鑒于中小企業自身防控能力不足，地方政府要更多承擔中小企業復產復工形成的疫情防控責任。

四是改變勞動力輸送方式。加快從前期的點對點勞動力輸送，轉變為利用公共交通渠道流動，從政府和企業組織的點對點勞動力流動，逐步過渡到市場化的勞動力配置。

五是中西部地區加快企業復產復工，倒逼中西部勞動力輸出地的疫情防控體系轉型，實現與沿海地區的防控體系對接，打開勞動力流動通道，在輸出端建立勞動力流出的安全閥。

六是科學問責。在確保地方疫情可防可控的情況下，對基層減壓，避免過度問責。各級要抓好統籌，嚴格貫徹中央精神，防控與恢復生產，不可偏廢。

報告分四部分：

第一部分，分省呈現農村勞動力輸出情況，分析2月19日至2月29日期間，中西部地區勞動力流動情況變化，呈現勞動力流動趨勢，分析相關政策影響。

第二部分，以浙江廣東兩省為例，呈現沿海地區企業復工復產情況。

第三部分，分析當前經濟社會復蘇存在的障礙。

第四部分，從促進經濟社會復蘇角度，給出優化疫情防控的政策建議。

附材料：12個省104個村的調查情況。

輸出端：12省農村勞動力流動狀況

對河南、安徽、四川、江西、湖南、陜西、甘肅、山西、山東、云南、貴州、廣西等12個勞動力流出省的104個村的調查分析發現，當前農村勞動力流動具有如下特點：

1.農村勞動力跨區域流動比例提升至30%左右。隨著疫情防控政策調整和各地區卡點撤銷，中西部省份勞動力在過去十天中，跨區域流動比例增加20%左右。

2.勞動力流動制約因素發生一定變化。2月中旬農村勞動力流動的主要阻力是地方政府防控措施過嚴格，地區之間缺乏協同，農民工外出門檻過高。2月下旬以來，各地勞動力流動門檻有所降低，下一步勞動力流動的主要阻力是企業復產復工不足，造成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降低。

3.中西部地區勞動力本地就業情況較差。中西部地區本地企業開工不足，本地勞動力吸納能力十分不足，一些中西部縣市本地企業復產復工不足30%，嚴重滯緩本地勞動力就業。

4.以點對點流動為主。農民普遍不接受公共交通工具流動，二月下旬以來的勞動力流動中，一半以上靠駕駛或搭乘私家車，本地政府或外地企業組織包車輸送不足30%。

5.中部勞務輸出大省的勞動力流出比例依然較低。包括河南、安徽、四川在內勞動力流出大省的流動比例較低。部分西南省份如貴州、廣西，流動比例相對略高。

6.二月下旬以來的政策效應即將釋放完畢。二月下旬以來，一些地區出臺促進農民工流動的政策措施，如取消內部設卡、簡化外出審批手續等，帶動一部分勞動力跨區域流動，在沿海地區中小企業復產復工不足情況下，下一步有可能出現勞動力流動放緩。

輸入端：沿海地區的企業復工復產困難

1.產業鏈未完全恢復，制約沿海地區企業復產復工

浙江與廣東兩地情況顯示，近期沿海企業的復工復產比例有所提升。截止2月25日，浙江企業的復工率為80.13%，廣東省則達到80.40%，兩地規上企業基本實現全面復工。然而，企業復工復產仍然存在較大問題：

一是產能恢復有限。浙江產能恢復率僅為55.24%，廣東的比例在58.9%。

二是中小企業復工復產滯后。截止2月26日，浙江規模以下制造業產能恢復比例僅為48.7%。

政府現行政策推動企業復工復產的潛能已經基本釋放，產業鏈不健全已經成為制約企業釋放生產潛能的關鍵要素。

2.扶企業，更要扶持產業

二月中下旬以來，為推動經濟快速復蘇，浙江、廣東兩省均出臺大量幫扶企業政策。例如，浙江省出臺《浙江省促進中小企業發展工作領導小組關于加快推進小微企業復工復產的指導意見》，廣東省出臺《關于加強中小企業金融服務支持疫情防控促進經濟平穩發展的意見》。這些政策的核心內容有三：

（1）通過各種利用貸款、利息補貼、社保政策、成本補貼等手段，減輕企業負擔。

（2）通過專列專班設置、勞動力返程補貼等手段，解決企業勞動力供給問題。

（3）通過地方政府幫扶、審批程序改進等手段，簡化企業復工的行政審批手續。

這些政策推動了沿海地區規模企業的快速復工，但還難以推動全產業鏈的整體恢復，需要更大力度激發產業發展的內生動力：

一是政策性推動勞動力流動效率不高，勞動力流動難以滿足全產業鏈復工的需求，導致企業復工層次不齊。浙江、廣東兩地大多通過各類扶持政策推動“點對點”接送組織勞動力返回就業地。但“點對點”接送的勞動力數量輸送有限，效率低下。

以浙江省寧波市慈溪市為例，該市在外務工人員共計40萬，截止2月28日，該市已安排專車323輛，組織開通專列16列，然而通過這一方式接回全國各地員工數量僅有1.5萬人。廣東全省已組織省際返崗專列26趟，專車783班次，全省也僅接回5萬名務工人員返崗。沿海省份的勞動力來自全國各地，不少都屬于非正規就業，“點對點”接送不足以滿足企業的正常用工需求。有效的勞動力流入到部分產業和部分企業，但卻難以滿足整體產業的用工需求，仍然無法推動產業的整體復蘇。有部分企業因得到勞動力能夠暫時開工，但受到上下游企業開工的限制，也仍然難以恢復產能。

二是中小企業復工復產滯后，引發全產業鏈復產復工格局難以形成，并進一步成為阻礙規上企業和重點企業復產的阻力。這是影響企業復工復產，甚至對整體經濟復蘇造成負面沖擊的重要原因。在經濟高度體系化的背景下，企業生產依托產業鏈的有效聯動，大企業與中小企業必須相互聯動。以家電領域的龍頭公司公牛集團為例，該公司生產配套的企業就多達400多家配套企業。政府著重推動大企業的復工復產，然而，中小企業發展的滯后直接帶來大企業難以完善產業鏈，無法正常恢復。同時，小企業巨大的勞動力吸納能力無法完成，進一步降低地方的招工能力，同時引發流動與用工的死循環與產業鏈的死循環，將帶來重大的經濟后果。

3.中小企業復工復產難

從很大程度上來說，勞動力不足是加劇完整產業鏈難以形成的重要原因。但更為嚴重的問題則是處于各類產業鏈末端的小微企業和中小企業，如果經歷持續的停產停工，可能面臨的是資金鏈緊張甚至斷裂破產的風險。而中小企業破產將導致產業鏈中斷，大量重點企業和規上企業的復工復產也將停滯，反過來進一步影響中小企業復工復產，形成惡性循環。如何通過復蘇中小企業，健全產業鏈成為恢復經濟產能的關鍵。現狀是中小企業的復工復產卻困難重重。

一是中小型企業的用工問題更難解決。中小企業員工穩定度差，大部分員工都是企業開工后臨時招收的。勞動力大規模回流前，中小企業的用工難以滿足。同時，中小企業也缺少接員工返回的能力，政策性接回的勞動力一般很難流入中小企業。

二是政府設置的防疫標準較高，中小企業需要更多政府服務。中小企業在防疫人力、物力以及防疫管理體系的建設方面都存在困難。但政府往往將工作重點放在規上企業與重點項目，對小企業的針對性服務不多。大量小微企業受到規模限制，一般都享受不到政府的各類扶持政策。

三是部分中小企業復工動力較弱。中小企業應對風險的能力差，且相比大企業，大多使用非正規勞動力，不需要承擔社保支出，企業的成本較低。因此，這些小企業更能拖延復工時間，也更怕遭遇疫情帶來的企業風險，不少中小企業，尤其是小微企業就處于觀望狀態，不愿意復工。

4.需要加大重視中小企業復產復工

在經濟高度體系化的現代經濟下，任何一家企業都無法獨立生產，一個螺絲釘也可以影響全局。以深圳市美的連醫療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為例，該公司涉及上下游企業多達上千個，沿海地區重要的汽車產業的長產業鏈就更不用說。產業鏈不恢復，政府針對企業的復工復產必然遭遇瓶頸。當前，如果無法解決中小企業的復工復產問題，無法解決產業鏈的完善問題，不斷延遲這部分企業進入到產業鏈，大企業的配套生產就會出現滯后；大企業產能受到影響，又進一步帶來大量小企業訂單不足。這將引發產能恢復的循環困境，對全國經濟的恢復帶來重大影響。

在2月27日召開的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新聞發布會上，工信部副部長張克儉指出：截至2月26日，全國中小企業復工復產率為32.8%。據此進行合理推測，結合個體工商戶的復工將更加艱難的客觀事實，目前全國可能仍有上億的農民工沒有返崗恢復就業。

5.恢復產業鏈是根本

浙江、廣東的情況顯示，必須加快步伐，采取形成全產業鏈復工的思路，發揮市場內生動力。站在沿海地區來看，需要從以下兩方面用力：

一是，快速推動低風險地區的勞動力大規模返程，為產業全面復蘇提供大規模的勞動力供給，盤活勞動力市場。

在具體操作上，應當逐漸改變“點對點”接送的低效方式，推動更大規模的勞動力回流。這一方面需要人口流出地做出更大的改進，應盡快恢復公共交通，做好農民的鼓勵與引導工作，推動農民盡快返工返崗。同時，人口流入地也要盡快釋放歡迎人口回流的政策信號，并做好復工的政策宣傳。此外，需要與本地居民與房東的溝通工作，防止社區或房東不允許農民工返回的情況，為農民工返程提供良好的政策環境與社會環境。

二是，除部分高危負面清單企業外，大企業小企業一起抓，上下游企業一起抓，全面推動產業復蘇，激活產業內生聯動機制，形成真正的良性循環。

在沿海地方政府的大力幫扶下，當前各地規模以上企業基本完成復工，下一步的工作重點應當轉移到幫扶中小企業上，并根據小企業的特點針對性的建立復工復產服務。應當發揮地方政府的勞動力協調功能，為小企業的運轉提供用工保障，同時提高小企業的防疫能力，通過物資協調、專業指導等方式減輕小企業復工的壓力，打消小企業復工的顧慮。同時，需要進一步打通產業鏈，通暢企業的連接機制，盡快恢復各類物流企業，真正從產業的層面實現企業的復工復產。

三、當前經濟全面復蘇的主要障礙

①中西部勞動力流動緩慢與東部地區重點企業缺工問題并存

勞動力緩慢流動與企業復產復工進度慢互為因果。中西部地區勞動力流動緩慢是表象，背后是沿海地區產業整體復蘇緩慢。一方面，政府加大扶持的部分重點企業存在缺工問題，另一方面，產業鏈不齊全限制了企業全面開工生產，重點企業和大企業用工不足與中小企業吸納就業能力不足并存，整體上造成了大規模勞動力流動乏力。

②產業鏈不齊全是影響企業復產復工的根本因素

在經濟高度體系化的背景下，企業生產依托產業鏈的有效聯動。總體看，沿海地區產業鏈沒有恢復，上下游不健全，原料供給、流通等一些關鍵環節存在不少短板。一些企業缺乏復工復產使用的儲備原料，同時，下游銷售市場復工復產緩慢，銷售市場持續低迷，物流系統恢復緩慢進一步加劇了上下游之間的協同困境。在勞動力回流梗阻、企業復工推進不一致的大背景下，產業鏈條未打通，造成了企業復產復工的整體困境。

③抓大放小的復工復產政策存在不足

為平衡經濟發展和疫情防控，一些地區的地方政府從民生保障和稅收繳納能力兩個方面，考慮企業復工情況，優先支持重點企業和大企業復產復工，對中小企業扶持仍不夠。單純按照企業規模標準建立復產復工政策體系，人為隔斷不同企業之間的有機聯系，造成中小企業復產復工普遍不足。中小企業大多處于產業鏈末端，小企業難以有效復工，大企業的配套生產就會出現滯后。反過來，大企業產能受到影響，又進一步帶來大量小企業訂單不足，陷入產能恢復的循環困境。

④對企業的政策扶持需著眼整體

地方政府的政策扶持主要針對單個企業上，對恢復產業鏈和生產體系用力不夠。目前金融、人社、工信、稅務、財政等部門連同各級地方政府，出臺各種針對企業和生產單位的扶持性政策，利用貸款、利息補貼、社保政策、免稅降稅、成本補貼等手段，幫助企業渡過難關。這些扶持性政策有助于紓解企業和生產經營主體的暫時困難。但企業的生存發展之本在于通過產業鏈激活。產業鏈不解決，上下游配套不全，訂單流失，會企給業造成更大壓力，引發更大的政策扶持需求。

⑤中西部地區本地企業復工復產積極性不高

中部某勞動力輸出大縣顯示，目前本縣勞動用工不足千人，勞動力省內復工不足兩千人，全縣除保障民生企業和少數幾家納稅大戶企業復工復產之外，大部分企業未復產復工。在統籌經濟社會發展和疫情防控方面，中西部地區地方政府與沿海地方政府存在一定差異，中西部地區基層更偏向降低疫情風險，企業復產復工遲緩，進而產生兩方面后果。其一，加劇產業不配套，中西部地區企業與沿海企業存在一定的配套關系，中西部復產復工不積極，不利于產業鏈恢復。其二，疫情防控體系不配套，中西部地區延續社會管死的疫情防控思路，與全國非疫情重點地區逐步放活經濟社會的疫情防控體系不匹配。

⑥點對點的勞動力轉移輸送方式效率低

農民普遍不接受依靠公共交通工具流動，二月下旬以來的流動中，很多是靠駕駛或搭乘私家車，本地政府或外地企業組織包車輸送不足30%，甚至更低。中部某勞動力輸出大縣顯示，二月下旬期間，當地累計完成近3.5萬人的勞動力輸出，占本地全部勞動力的10%左右。其中，當地組織送的有近四千人，外地用工單位統一接的僅數十人，當地政府點對點包車輸送累計不足五百人，外出直通高鐵站累計輸送不足兩千人。

⑦基層防控責任壓力依然過大

2月28日，國家衛生健康委副主任于學軍同志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強調，在復產、復學、公共過程中，如果出現因為防控措施不到位而引發的疫情反彈情況，國家衛健委將嚴肅處理。二月中旬，當當網復工之后出現了1例確診病例而導致66人被隔離且企業負責人被約談，事件報道后，引發巨大反響。近日武漢刑滿釋放人員進入北京市后確診患有新冠肺炎，引發重大輿情。相關情況表明，整個社會對疫情敏感度很高，基層防控壓力巨大。

建議

一是在幫助企業逐步復產復工的基礎上，工作重點調整到恢復產業鏈，打通上下游，恢復生產流動體系。

升級復產復工政策配套體系，在加大企業政策扶持的同時，將精力重點放到產業鏈恢復工作上，救企業，更要救產業，提早恢復產業鏈，從幫助恢復生產上幫助企業，恢復配套體系，恢復訂單，避免產業流失。

二是抓大也抓小，大小企業一起抓，上下游統籌抓，隨著規上企業和重點企業逐步復產復工，地方政府要立刻加大幫助中小企業復產復工，補短板，補空缺，推動產業體系復蘇。

對中小企業的扶持力度要更大。產業鏈恢復缺一環都不行，中小企業規模小，納稅少，但是在生產工配套功能上同等重要。鑒于中小企業自身防控能力不足，地方政府要更多承擔中小企業復產復工形成的疫情防控責任。

三是改變勞動力輸送方式，從點對點輸送逐步過渡到公共交通輸送，勞動力流動從政策性流動逐步放寬到市場性流動，協調解決沿海重點企業缺工、中小企業不開工和內地農民工不流動問題。

節前，相當一部分辭工農民計劃節后重新找工作，前期的政策性流動措施和當前采取的點對點輸送方式，將這部分勞動力排斥在外，造成一頭是企業用工難，另一頭是農民工就業難。逐步放寬勞動力市場化流動是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

四是中西部地區加快企業復產復工，實現地區間協同發展。

督促中西部地區加快本地企業復產復工，既解決農民工就業問題，也可促使中西部地區的疫情防控體系轉型，實現與沿海地區的防控體系對接，在輸出端打開勞動力流動通道，在輸出端建立勞動力流動的安全閥。

五是科學問責，為基層松綁，科學制定疫情防控標準，防止反彈，抓好統籌。

在確保地方疫情可防可控的情況下，對基層減壓，避免過度問責。各級要抓好統籌，嚴格貫徹中央精神，防控與恢復生產，不可偏廢。在具體落實統籌疫情防控和復工復產工作的過程中，特別是在突然出現某些個別事件時，既需要高度重視，深入考察問題根源；又不宜反應過度，將疫情防控與復工復產工作人為對立起來。

六是各地加快從社會防控向精準防控轉型升級。

避免“一刀切”地管死，做好分類分級分區管理，精準施策略，按照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印發的《關于進一步落實分區分級差異化防控策略的通知》要求，做好各方面工作。建議湖北之外的低風險地區，全面采取勞動力市場化流動，用一點帶動全局，通過勞動力流動推動經濟復蘇和社會放活。

附材料：12省98縣農村勞動力流動狀況

1.河南省：

截至2月29日，持續跟蹤調研的26縣29村所在鄉鎮確診病例全部“清零”。調研的26縣（市/區）中，商城累計確診21例，治愈出院11例，目前尚有10例確診病例尚在治療當中；潢川（7例）、固始（2例）等靠近湖北的個別地區尚有個位數病例在治療中，其余90%以上的縣（市）確診病例已全部清零，且連續多日無新增確診病例和疑似病例。截至3月1日上午9時，河南全省已連續3日零增長，在此之前連續10日呈個位數新增。可見，除極個別縣（市/區）外，河南省內大部分地區的疫情形勢已得到有效控制和明顯好轉。

課題組調查涉及的29個村莊（社區）中：目前復工率最高的為三門峽市澠池縣某村，全村下轄600多戶、1900多人，目前當地返崗率接近80%，但主要得益于當地因礦產開發，全縣規上企業53家，在地工作機會多、就業充分。鄭州市某村、平頂山市某村的復工率在50%。而復工率最低的為林州某村民組，人口150人，全年外出務工45人，目前外出復工3人，占比僅6.7%。上次調查中復工率最低的開封杞縣某村，全村下轄800多戶、3150人，常年外出務工1700多人，2月17日前僅返崗10余位，占比不足1%，現在外出務工200多人，占比接近15%。其余24個村莊（社區）復工率僅在30%左右、甚至更低。以上蔡某村為例，全村700多戶、1500多人，全年外出務工勞動力800多人，目前外出返崗復工勞動力人數不足150位，占比僅有18.75%。

目前返崗復工的農村勞動力群體以在廣東、浙江、江蘇等地正規大中型企業務工的青年勞動力為主，絕大多數的4050中年農民工群體以及部分青年農民工群體仍然普遍“賦閑在家”，全省勞動力流動呈現阻滯狀態。其主要原因為：（1）外部中小企業復產情況仍不容樂觀。沒有復工通知，農民工難以流動。（2）外部經濟社會恢復狀況嚴重滯后于當前各地疫情形勢的最新變化。（3）公共交通“梗阻”仍然是束縛農村勞動力流動的重要障礙。調查涉及的26縣（區）29村（社區），80%以上地區城鄉公交沒有恢復、70%以上客運大巴仍在停運狀態、甚至駐馬店等個別地區火車站仍然處于關閉狀態、高鐵站班次大大減少。低成本、高效率、大規模的公共交通有限恢復，不足以解決絕大多數農村勞動力旺盛的出行需求；私家車和點對點輸出方式注定只能解決少數勞動力出行。（4）流入地和流出地的隔離14天政策“嚇”退農村勞動力外出復工意愿。本省健康證明跨省失效，如流入地不接收，二次返鄉還需自費隔離（每天200元至300元不等），與其異地被隔離，不如安穩坐家里。

2.四川省：

課題組調查了四川省7縣市中的7個村（社區）。四川省是全國勞動力流出大省，省內勞動力流動2000萬人，跨省勞動力流動就達到1000萬人，主要流向廣東和浙江。四川省疫情防控取得了顯著效果，確診病例持續減少。截止2月29日零時，四川省累計報告確診病例538例，全省現有無現癥病例區（低風險縣）123個、散發病例區（中風險縣）59個、社區暴發和局部流行區（高風險縣）1個。

調研的7個村中，有2個村勞動力主要在本地就業，勞動力復工比例不斷升高。跨省勞動力流動比例最高的是內江某村，農民工復工接近100%，主要去向是珠三角。“該走的都走了，還沒有走的，主要是留在家修新房。”而涼山彝族自治州某村跨省務工人員有84人，目前已外出20人，其余的人已買好票，在10天內都要外出務工，目前返崗比例僅有25%。南充公共交通已經通暢，當地也為農民工外出提供了良好的政策，但是相對于本地復工，外出復工的規模仍然偏低、速度很慢。據南充人社局報道：農村勞動力流轉總規模230萬人，其中跨省勞動力流動規模有160萬人，截止2月26日，勞動力省內流轉比例略超過20%，勞動力跨省流動比例不足20%。

2月14日之后，四川省明確提出以縣域為單元，確定不同縣域風險等級，分區分級制定差異化防控策略，把減存量、控增量、防變量作為重中之重。從調查來看，絕大多數低風險的縣市公共交通完全恢復，農村勞動力流動已經明顯“解凍”，農民外出務工的眾多顧慮已經消除。外出務工人員辦理健康證明14天內有效，均可以進站購票出行。只要辦理有健康證及相關證明，到輸入地后就不需要隔離14天。珠三角、浙江沿海等地的地方政府通過包車（飛機、火車）從四川等地輸出勞動力。但是總體上外出勞動力比例仍然不高。影響勞動力流動的因素主要是在流入地，中小企業復產不足滯緩了農民工復工。在第三產業從業的農村個體工商戶（靈活就業勞動力）仍然在觀望。武漢市之外的疫情已經被全面控制，建議全面放開中小企業和個體工商戶復工，推動經濟社會快速恢復。

3.安徽省：

截至2月29日，持續跟蹤調研的9縣9村已經連續一周以上無新增確診和疑似病例了。根據最新的安徽省疫情風險等級劃分，安徽全省范圍退出高風險地區，調研的原6個中風險地區已經有5個轉為低風險地區。調研的9縣（區）中，目前只有宿州市埇橋區1個尚保持中風險地區，其余均轉為低風險地區。

跟蹤調研的9縣9村勞動力跨區域流動最多的為宿州市碭山縣某村一個村民組，往年外出務工勞動力大約有110人，目前外出務工的有53人。最少的是亳州市譙城區某村，全村總人口近1萬人，往年外出務工勞動力大約4500人，目前勞動力流出約900人，占勞動人口的比例為20%，出行方式中80%為乘坐私家車。大部分村莊勞動力外出務工比例在30%左右。

農村勞動力跨區域流動比例相較于10日前雖有提高，但增長依然較為緩慢。其主要原因為：其一，部分縣市區的公共交通尚未全面恢復，包括城鄉公交、縣際客運、大部分火車班次依然停運，農民工主要依賴私家車和少量火車出行。

其二，“點對點”運輸的規模與效率極其低下，以阜陽市為例來說明。阜陽市是安徽省第一大勞務輸出地，春節前全市返鄉務工人員188萬人。市人社部門組織“點對點”運輸專車專列，主要發往長三角地區。截止2月27號，全市共開出務工專列17趟，運送1.1萬人員返崗，共發出專車600次，運送1.2萬人返崗。通過“點對點”方式共運送了2.3萬人返工返崗，才相當于全市188萬農民工的1.2%。

其三，服務商貿、建筑、個體工商戶等部分產業尚未復工，從事這些產業的農民工便無法返工，只好賦閑在家等待。

其四，春節后需要進城重新找工作的農民工，無固定聯系的復工企業，加上擔心盲目流出不僅可能要被隔離14天，而且還面臨高昂的成本與人身安全，不如在村里多待幾天。

4.江西省：

課題組對江西省9個縣市的12個村（社區）的勞動力流動情況進行二次調查。十天來，江西省9個縣市中只有1例新增確診病例。

最近十天，江西省勞動力流動有所松動，本地勞動力流動規模較大，但是跨省勞動力流動非常緩慢。全省跨省勞動力流動比例不足三成。調查的12個村中，只有3個村的跨省勞動力流動比例超過了50%以上。7個村的跨省勞動力流動比例只有10%，其中4個村的跨省勞動力流動只有個位數。另外2個村主要是本地勞動力流動，其中1個村大部分都已經復工，還有1個村的農民工還沒有復工。

江西省在10天前就已經全部撤掉了道路關卡，農民工外出審批手續也非常簡單。農民工主要通過開私家車外出務工，少部分通過火車外出。本地企業復工復產的比例較高，余江區除餐飲行業外其他產業基本上已經復產，本地農民工大部分已經復工。還有一些本地企業因為長下游企業沒有復產，而無法復產。

江西省跨省勞動力流動比例不高。一方面是受到流入地的限制。流入地部分企業沒有復工，房東、合租室友不允許回去等是跨省勞動力流動比例不高的主要原因。一些流入地的企業催著農民工復工，但是有流入地的房東不允許租戶返回。峽江縣羅田鎮某村，40余個在廣東省務工的農民工有房東或者企業提供住宿，已經復工；而江蘇省的房東禁止農民工進入出租房，部分在江蘇省務工的農民工無法外出。另一方面，農民工心態上不著急外出。江西省對農民工外出務工的宣傳引導工作不足，農民抱有恐慌心理，不敢外出。廣東省、浙江省等流入地的疫情比江西省嚴重，部分農民工認為外出有危險，“又不是沒飯吃，在家還舒服點。”

江西省基本上已經完全放開疫情防控工作，農民日常性流動非常頻繁。江西省撤掉道路關卡后就基本不再進行疫情防控工作，農民日常性流動頻繁，農民普遍舉辦酒席和參加趕集活動等。

5.山東省：

持續跟蹤調研的山東省7縣7村，連續多日無新增確診和疑似病例。前期嚴格封閉化管理的政策已經解封，縣市區內公共交通已逐漸恢復，勞動力流動的物理障礙和心理障礙都已得到緩解。然而，調研的7縣7村外出務工的比例依然不高，總體上為30%左右。只有極個別村莊返崗比例相對較高，外出務工人員占村莊勞動力的50%左右。

在勞動力流動管制解封后，復工復產比例依然不高的原因可分為兩個類型地區來分析。對于魯東、魯中等本地工業相對發達地區而言：（1）規上企業逐漸實現復工復產，但產能恢復不滿，中小企業復工復產比例較低，普遍只有30%左右。如濰坊市一個機械廠工人有四五百，但現在只有不到100人復工了，臨朐縣一家鋁合金廠工人有30人，現在也只有10來個工人復工。（2）中小企業復工復產低，產業鏈環節存在斷裂，企業復工復產所需的原材料及上下游配套缺失，進一步導致很多企業開不了工。（3）在全國大部分低風險地區采取“外防輸入”的防控戰略下，雖然各省市縣之間的交通主干道已經恢復暢通，但作為末端的毛細血管尚存在很多阻礙。現在的產業都是全國性分工，各村對外來車輛與人口進入仍采取適度限制態度，產業毛細血管受到影響。（4）中小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無法復工復產，本地勞動力自然也無法復工。

魯西等農業經濟為主的縣市區，勞動力以外出務工為主，主要在周邊縣市和山東省內務工。魯西等農業縣市區勞動力流動比例低的原因主要為：（1）規上企業等正規經濟的產業工人，基本上能復工的都已復工，主力軍來自于2月17日調查的勞動力流動不足10%，增長到現在30%的部分。（2）本地大部分勞動力外出務工主要為中小企業、個體工商戶、服務業或建筑業，這些行業復工復產比例低或者還復工復產政策還沒有放開，這部分農民工還在觀望。（3）還有部分農民工對疫情風險依然比較擔心恐懼，寧愿少掙兩個月的錢，覺得待在家中安全、安心。

6.湖南省：

課題組對湖南省10個縣市10個村（社區）的勞動力流動情況進行二次調查。十天來，湖南省只有1個縣新增3例確診病例，其他縣市都沒有新增確診病例。

湖南省勞動力流動有所松動，但是勞動力流動規模不大。湖南省勞動力流動比例有40%左右。調查的10個村中，有4個村勞動力流動比例超過50%，其他6個村的勞動力流動比例低于20%。從農民工類型來看，經商的個體經營戶、有正式工作的農民工基本上已經外出務工，沒有穩定工作的農民工基本沒有外出務工。

目前湖南省基本上放開了勞動力流動，農民工可以自由流動。湖南省除了個別村，大部分村已經撤掉道路關卡。農民工主要通過開私家車外出務工，少部分農民通過乘坐火車和大巴的方式外出。由于當地公共交通沒有完全恢復，調查縣中的岳陽樓區、澧縣、宜章縣、平江縣由地方政府協調車輛將外出農民工統一送到當地火車站。

農民工流動的總體比例不高。外出務工動力較強（有正式工作）且有外出條件（有私家車，有車來接）的農民工基本上已經外出。疫情防控“管死”政策松綁釋放出來的勞動力流動潛能基本結束。目前流入地很多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沒有復工，農民工流動只能處于停滯狀態。農民工通過公共交通外出仍然面臨障礙，缺乏外出務工的條件。很多農民工工作不固定，在年前辭工了，計劃到流入地重新找工作。外出務工環境不友好（企業復工不多、房東不讓租住房屋、交通不方便、有14天隔離期），又有感染風險，這部分農民工外出務工的動力就不強。

湖南省規上企業開工率比較高，中小企業開工率比較低，部分超市、快遞等服務業正在恢復。當地一些地方政府規定，企業復工按照“屬地管理、法人負責”和“誰用工、誰管理、誰負責”的原則。中小型企業負責人擔心付不起責任，不敢復產復工。隨著疫情形勢好轉和復工復產門檻降低，中小企業復工情況漸漸轉好，但是個體經營者則仍處于觀望狀態。在全國產業鏈還沒有恢復的情況下，上下游企業沒有辦法供應原材料或者接受訂單，使得很多中下游企業也沒有辦法開工。

7.山西省：

課題組回訪了山西省14個縣的14個村，村莊均無疫情，所在縣有10個縣無疫情，另外有2個縣現有1例確診病人，2個縣現有2例確診病人。2月17日首次調查時6個縣有疫情，確診人數最多的為7人；從首次次調查至今，14個縣均無新增疫情，2個縣已經疫情解除，另外4個縣疫情嚴重程度也大幅下降。所調查的村莊勞動力流向為北京、廣東、浙江、江蘇等地。

所調研的14個村莊，勞動力流出比例最高的為長治市屯留縣某村，總外出勞動力200人，已經流出90人，流出比例為45%；勞動力流出比例最低的是運城市萬榮縣某村，總外出勞動力1000人，流出40人，流出比例為4%。14個村莊的總體流出比例約22%，相較于第一次調查5%的總體流出比例，雖然有所提高，但是仍然較低。

此次調查時，農民工外出的交通阻礙已經大部分解除，道路封堵解除、公共交通開運。但是，從各地的情況來看，山西全省對農民工流動的態度比較保守，多個地方疫情輕微的情況下，仍然采取封閉社區通過出入證出行的方法，人員管控非常嚴格。具體而言，農民工流動面臨的主要困難有兩點。一是嚴格管控的氛圍使農民工不敢流動。比如長治市襄垣縣，全縣為零疫情的低風險地區，但是全縣社區仍然實行封閉式管理，人員外出需要憑借出入證。嚴格的管控措施對農民工釋放的信號就是疫情還很嚴重，使得農民工懼怕感染風險而不敢出行。二是公共交通難以滿足農民工出行需求。調查的14個村，已經外出的農民工主要的出行方式為高鐵和自駕，高鐵的票價較高，而較為平價的普通火車開通的班次較少，汽車班線開通數量也較少，出行成本高加上出行不便利，很多農民工因此放棄流動。所調查的14個縣中，只有1個縣政府組織了定點輸送的專車，其他縣均無相關政策。而且，山西省還有局部地區存在公共交通仍然未恢復的情況，仍然實行交通封鎖，更進一步限制了人員外流。

8.甘肅省：

課題組回訪了甘肅省4個縣的4個村，4個村均為零疫情，所在縣也均為零疫情。上次調查4個縣也均為零疫情，本次調查疫情沒有變化。4個村的勞動力流向為內蒙古、陜西、新疆等鄰近省份和江蘇、山東等沿海省份。

所回訪的4個村莊，流出比例最高的為慶陽市華池縣某村，總外出勞動力300人，已經流出87人，流出比例為29%；流出比例最低的天水市甘谷縣某村，總外出勞動力150人，已經流出15人，流出比例為10%。4個村莊的總體流出比例約在20%左右。相較于上次調查5%的總體流出比例，此次調查的流出比例已經大幅提高，但是流出比例仍然較低。

甘肅省在全國率先將應急響應級別從一級下調到三級，同時出臺了30條具體措施在放開人員流動的情況下加強疫情防控，各地的生產生活秩序基本恢復。在農民工流動方面，甘肅省的政策導向是“以確保疫情防控為前提，以組織化勞務輸轉為途徑”，為了控制流動風險，政府傾向于專車、專列等“點對點”式定制交通形式。政府先發布專車專列信息，各個鄉鎮通知農民工掃碼登記出行信息，再掃描健康碼或在鄉鎮衛生院開具健康證明就可以出行。甘肅省靜寧縣統計的有出行意愿的農民工為67289人，已經流動1.2萬人，其中有組織輸轉9128人,自謀輸轉3043人。政府開通的專車專列基本能滿足特定方向農民工的出行需求。除了組織專車專列以外，甘肅省多地還積極和東西協作的天津各區的人社部門對接，發布用工信息，并搭建遠程面試系統，為農民工提供就業服務。

雖然甘肅省總體的管控強度較低，且政府組織農民工流動方面態度積極，但農民工總體的流動比例并不高，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點對點”式定制交通的潛能有限，無法滿足多數農民工的出行需求。春節前后是農民工換工作的集中節點，很多農民工都會在年底辭工重新再找新的工作，農民工的出行地點并不是明確的，定制交通無法滿足無工作地點的農民工的需求；此外，務工地集中的農民工只占全體農民工的一小部分，多數農民工的務工地是分散的，政府無法組織專車專列，而政府開通的市際、省際的客運班線和鐵路班線數量都很少，無法滿足農民工的出行需求。二是農民工與務工地存在信息不對稱，農民工因擔心出行風險而不愿出行。目前，農民工對務工地的政策信息不了解，主要通過私下打聽的方式獲取信息，所獲得的信息又不確切，無法及時了解當地企業的復工信息和隔離政策，因此不敢貿然出行。

相較于第一次調查時還存在交通封堵、公共交通停擺的情況而言，本次調查顯示農民工出行的環境已經大為改善，但是，政府仍然高度傾向于定制交通，農民工流動仍然存在隱性的限制條件，因此總體流動比例并不高。

9.陜西省：

課題組回訪了陜西省4個縣的4個村，4個村本村均沒有疫情，所在縣中3個無疫情，另外1個只有1例確診病例。上次調查2個縣有疫情，本地調查時一個縣的疫情已經解除，所有縣均未出現新增病例。4個村的勞動力少部分在省內的寶雞、西安、咸陽等地務工，大部分在珠三角和長三角等沿海地區務工。

所回訪的4個村中，流出比例最高的是安康市石泉縣某村，總外出勞動力40多人，流出人口24人，流出比例為60%，流出比例最低的是渭南市澄城縣某村，總外出勞動力220，人，流出人數為38人，流出比例為17%。4個村的總體流出比例為30%左右。

相較于第一次調查，最大的一個變化是陜西省將應急響應級別從一級下調為三級，各地的交通封堵已經解除，公共交通開始運營；并且，西安、咸陽等地的工業園的企業已經開始復工復產，鄰近縣市的農民工返崗復工較為便利。但總體上，農民工流動比例并不高，主要原因有以下兩點。一是已經開通的客運班線班次較少，且汽車和火車班次不匹配，無法滿足農民工的出行需求。目前，市境內的公共交通開放的程度較高，但是市際、省際的客運班線數量較少，火車開通的班次也較少。由于班次太少，就容易出現趕上了汽車趕不上火車的情況，如果趕不上當天的火車，很多酒店沒有開業或者排斥外地人，無法住宿。陜西省的定制交通也較少，安康市石泉縣在組織了一次到浙江的專車之后，就未再組織，其他3個縣均未組織專車專列。因為出行不便，很多農民工登記了外出需求但是一直呆在家里無法出行。二是農民工與務工地的信息不對稱，不敢出行。農民工對務工地的復工復產政策不清楚，只能托朋友打聽，打聽到的消息又不確切，擔心到了找不到工作或者被隔離，不敢貿然出行。

10.廣西省：

課題組在廣西壯族自治區調查了5個縣市的5個村（社區）。廣西省是全國勞動力流出大省，勞動力主要流向珠三角地區。截止2月28日，廣西省全省連續4天新增確診病例為零，疑似病例也清零，累計確診病例252例。2月24日廣西將重大災害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一級響應調整為三級響應，并出臺了相應的指導文件。2月26日印發《關于統籌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的意見》，文件共提出了10個方面、34條重點措施。對省外務工人員，本地縣市或者沿海勞務輸入地政府組織專車，開展農民工安全有序返崗“春風行動”。

調查的5個縣市中，除了都安縣作為高風險地區依舊采取嚴格管控政策外，其余低風險地區的復工復產政策環境已比較友好。如貴港在2月20日發布新的復工復產政策，明確表示企業復工復產無需審批，不得要求返崗員工提供健康證明。2月22日起，貴港市全面恢復正常生產生活秩序。然而，從調查結果來看，村莊勞動力總體復工比例卻不高。桂林某村外出勞動力約有200多人，流出76人，勞動力流動比例30%左右。白色某村農民工流動比例達到50%。

在政策放開勞動力管制的條件下，當地勞動力外出務工比例低的主要原因為：（1）部分地區公共交通尚未完全恢復，多數農民出行還是依賴自駕私家車，只有少數農民工乘坐免費專車。（2）年前已經辭工，沒有明確務工地和務工企業的農民工，可能轉為計劃留在本地務工。（3）中小型企業、餐飲服務業和個體工商戶的復工復產比例低。近幾天，在大企業或工廠打工的農民工基本上都已經返工，而收廢品、送貨、服務員、后廚雜工等行業的農民工都沒有復工。

11.云南省：

課題組跟蹤調查了云南2縣2個村莊（社區）。云南是西南邊陲身份，是勞動力流出大省。截止2月28日12時，云南省累計確診病例174例，已經連續8天新增確診病例為0。2月24日，云南省疫情防控應急響應級別由一級調整為三級，為統籌兼顧疫情防控和復工復產提供基礎。云南省正在有序恢復交通，2月12日恢復城市公交、農村客運、農民工省內包車，2月14日起恢復省內班線客運和客運站經營，2月21日起恢復跨省班線客運。調查地會澤、江川在最新一輪的評估中被評為低風險地區，全面恢復生活秩序，支持企業復工。

會澤是勞務輸出大縣，農村勞動力達63.43萬人。2月21日，調查地會澤縣開始鼓勵外出返鄉且居家隔離14天以上，身體健康、有一定勞動能力的人，均可外出打工。截至2月25日，全縣外出務工就業人員已達107043人，其中采取“點對點”專車輸送去外省務工5批次共2219人，占全部出行人員的2%。另一個調查地江川自2月25日起全區取消防控卡點，陸續恢復交通秩序。截止2月25日，江川區采取“點對點”對接方式，組織38名外出務工人員分別乘坐兩輛大巴車前往廣東珠海。這是江川區今年第一次組織，主要是由市、縣（區）、鄉（鎮）、村四級聯動發動集結的，由務工帶頭人帶領農民工去。但是這樣組織外出的勞動力規模很小。

目前，影響勞動力流動的因素主要為：（1）年后全區外出務工人員較去年同期大量減少，很多務工人員寧愿在本地就業或者延緩外出就業，并不急迫；（2）“點對點”專車輸送的方式效率低，且要求嚴格。乘坐專車的務工人員到居（村）委會報名登記，同時到衛生院開具《云南省外出務工人員健康申報證明》（免費），但如用工單位除需要出具健康證明外，還需要出具肺部CT、血常規等相關檢查的，需要務工人員自行支付費用。（3）相關部門主要通過提供疫區防護手冊來呼吁他們提高防護意識，但農民工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防護宣傳效果不佳，農民工對疫情安全還是比較擔心。需要這都影響了農民外出的積極性。

12.貴州省：

課題組在貴州省調查了1個縣市中的1個村（社區）。截止2月28日零時，全省累計報告病例146例，持續10天新增確診病例為零。貴州省勞動力流動比例很高。據報道：2020年春節期間，貴州省返鄉農村勞動力達251.8萬人，截至2月25日貴州省農民工外出返崗人數達204.3萬人。貴州省20號恢復直達廣東、浙江、福建等的客運，農民工直接達到流入地。調查縣遵義市道真縣某社區26號全面解封，每天有一次廣播宣傳，小區卡點未撤，有人遵守。該社區2月14號開始通過微信購票公眾號審核申請需購票外出人員，28日晚微信群解散，由農民工自己購票。農民工外出需要所在單位出接收證明，按照務工城市要求辦理手續。從27號開始本地復工不需要辦理相關手續。該縣勞動力跨區域流動比例高，和地方政府推動力度很大有關，地方政府在貧困縣脫貧摘帽的壓力下，拿專項資金支持促進農民工外出務工，增加農民家庭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