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砂石資源因其高利潤和低門檻特性，成為基層治理中“黑惡勢力”與權力腐敗交織的焦點領域。四川省遂寧市紀委監委近期召開專題會議，部署整治“沙霸”“礦霸”“村霸”“鄉霸”等黑惡勢力工作，明確提出在砂石開采運輸、項目建設等領域開展專項整治。這一行動不僅是對中央紀委國家監委部署的響應，更折射出基層治理中砂石亂象的復雜性與治理邏輯的演進。

砂石亂象：基層治理的“黑金陷阱”

砂石資源的開采、運輸與銷售鏈條，往往成為基層權力失序的“重災區”。在遂寧及周邊地區，砂石行業亂象主要表現為三類形態：

非法盜采與監管失靈

以廣安市廣安區方坪大道砂石案為例，合法中標企業陳某的砂石開采權被以公職人員張世國為首的團伙長期侵占，非法盜采量達20萬方，涉案金額超1.5億元。盡管多次舉報，監管部門僅以“責令停止”敷衍，甚至縱容偽造合同、轉移贓物，暴露出地方執法部門的“選擇性失明”。類似問題在德陽市曾導致河道生態嚴重破壞，私挖亂采現象一度使石亭江紅巖渠河段砂石裸露、河水渾濁，直至2019年專項整治后才逐步恢復。
 

利益共謀與權力庇護

砂石產業鏈中，“保護傘”現象普遍存在。廣安案例中，張世國作為副縣級公職人員，通過《合伙協議》將非法盜采合法化，并安排親屬參與管理，形成“權力—資本—黑惡勢力”的共生網絡。此類現象與德陽市曾曝光的“自然資源系統腐敗案”如出一轍，公職人員通過審批權、執法權的尋租，為非法采砂提供庇護。
 

基層民生與生態代價

非法采砂不僅破壞生態環境，更直接威脅民生。遂寧市蓬溪縣紅江鎮因砂石運輸車輛繞道村路，導致路面損壞、揚塵污染，影響3400余名居民生活。盡管當地紀委協調運輸路線調整，但因繞行成本高，貨車司機仍違規行駛，最終需通過限高桿設置、路面修復等強制措施解決問題。此類矛盾凸顯基層治理中“經濟利益”與“民生需求”的沖突。

遂寧實踐：從專項整治到系統治理

遂寧市紀委監委的整治行動，以“效率革命”為牽引，構建了“三級聯動+行業協同”的治理框架，其核心策略體現在三方面：

“小切口”切入，精準排查問題線索

通過專項監督、信訪篩查、暗訪督查等方式，集中起底砂石開采、運輸、銷售環節的違法線索。例如，蓬溪縣紀委通過“擺攤設點”收集群眾訴求，發現砂石運輸擾民問題后，迅速成立專項督察組，采取“四不兩直”方式現場督辦，最終協調企業暫停運輸并修復道路。這種“問題導向”的排查機制，避免了傳統監管中“運動式執法”的弊端。

多部門協同，構建全鏈條監管網絡

遂寧明確要求水利、住建、市場監管等部門立足職能，形成“紀檢監察牽頭+公安打擊+行業治理”的協作模式。例如，德陽市在整治中整合公安、水利、自然資源等部門力量，開展聯合執法巡查200余次，查扣采砂機具200余臺，刑事拘留53人，并通過“六個統一”原則（統一規劃、開采、定價等）實現砂石資源國有化整合。這種跨部門協同機制，有效打破了“條塊分割”導致的監管盲區。

長效機制建設，防止問題反彈

遂寧將整治行動與“常態化掃黑除惡”結合，推動建章立制。例如，德陽市出臺《砂石資源開采運營管理辦法》，建立開采銷售臺賬，引入第三方審計；河南桐柏縣推行“五統一聯”模式（統一開采、運輸、銷售等），由國有公司壟斷砂石經營，徹底封堵盜采漏洞。此類制度設計，從源頭壓縮了權力尋租空間。

典型案例的啟示：權力監督的破局點

從遂寧及周邊地區的實踐看，砂石亂象治理需突破三大難點：

打破“保護傘”利益鏈

廣安案例中，巡視組交辦線索后，地方調查陷入“程序空轉”，暴露出基層“自查自糾”的局限性。對此，需強化上級紀委監委直接介入機制，參照連云港市紀委監委做法——在石梁河庫區整治中，市紀委聯合公安部門立案審查25名公職人員，并通過“組組”“組地”聯合監督嵌入采砂證核銷等關鍵環節，徹底斬斷利益鏈。

平衡資源開發與生態民生

長沙縣通過建設砂石儲備轉運基地，取締39家非法砂場，實現河道生態修復與資源有序供應。這一經驗表明，治理需兼顧“堵”與“疏”：一方面嚴厲打擊非法行為，另一方面通過國有化運營保障建設需求，避免“一刀切”引發的市場波動。

技術賦能與群眾參與

德陽市利用稅收監管與砂石產銷臺賬追溯盜采量，蓬溪縣通過“限高桿+路面修復”解決運輸矛盾，均體現技術手段的輔助作用。此外，暢通舉報渠道（如射洪市設立專項舉報電話）并保護舉報人權益，可激活群眾監督力量，形成“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監督合力。

結論：基層治理現代化的必經之路

砂石亂象的整治，本質是基層權力監督體系的重構。遂寧的實踐表明，唯有通過“專項治理—系統整改—制度固化”的閉環，才能實現治標向治本的跨越。未來，需進一步推動三方面改革：  

垂直監督強化，建立省級紀委監委直管機制，避免地方干預；  數據監管覆蓋，運用衛星遙感、電子圍欄等技術監控盜采行為；國有化主導，借鑒德陽、桐柏經驗，由國企統管砂石資源，壓縮私利空間。

正如遂寧市紀委會議強調的，整治“六霸”需與“效率革命”深度融合，唯有將反腐效能轉化為發展動能，才能為“奮進兩千億”目標筑牢根基。這一路徑，不僅適用于砂石行業，更為基層治理現代化提供了可復制的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