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澳媒近日報道，澳大利亞正在考慮對關鍵礦產清單進行重大調整，或將鐵礦石、鋁土礦、焦煤等大宗商品列入其中。在這次調整的考慮因素中，澳大利亞資源部長再次提及中國。接受采訪的國內專家認為，中澳在礦產合作上空間非常大，加強合作才是正確方向。而一味追隨美國政策，最終會損壞兩國利益。

《澳大利亞金融評論》10日報道稱，在過去五年中，美國、日本、韓國和歐盟擴大了他們認為對國家安全和經濟增長至關重要的關鍵礦產清單，以應對“中國可能利用其在礦產供應鏈中的主導地位作為脅迫工具”的擔憂。澳大利亞聯邦政府資源部長瑪德琳 金對澳媒表示，礦產的稀缺性不再是澳大利亞將之列入關鍵礦產清單的先決條件，在地緣戰略上的重要性才是基礎條件。

瑪德琳 金進一步透露，在今年晚些時候更新關鍵礦產清單時，澳大利亞政府將對“關鍵礦產”采用新的定義，稀缺性不再是被列入清單的先決條件。她說，“我們的關鍵礦產清單與其它國家不同。它們根據其擁有資源、稀缺資源及無法獲得的資源來創建，而我們已經擁有了大部分資源產品。因此，我們的關鍵礦產清單應在另一基礎上進行制定，即優先考慮對我們和我們鄰國具有地緣戰略重要性的礦產資源。” 瑪德琳 金雖未明確指出哪些礦產資源會被添加到新的關鍵礦產清單中，但她提到，鋁土礦、鐵礦石、焦煤、銅和鎳是對澳大利亞貿易伙伴至關重要的大宗商品。

瑪德琳 金還特意提到了中國。她表示，今年中國對鎵和鍺進行了出口管制，這兩種稀有金屬對于半導體制造、國防工業和新能源基礎建設至關重要，因此澳大利亞政府關鍵礦產清單不再單純考慮稀缺性是必要的。

瑪德琳 金認為，礦產被列入名單將意味著更有力的監管、更快捷的審批和資金來源。澳華財經在報道中認為，如果焦煤和鐵礦石等在澳大利亞國內具有豐富資源基礎的礦產真的被納入關鍵礦產清單，則意味著相關資產并購將或面臨更大門檻。

近年來瑪德琳 金不止一次談及西方國家在一些關鍵礦產領域對中國的依賴，以及在推進新能源發展中除了鋰、稀土、鈷等，鐵鋁礦產以及天然氣等傳統資源同樣重要。她此次暗示將澳大利亞儲量豐富的焦煤、鐵礦和鋁土礦等納入關鍵礦產資源進行更為嚴格的監管也并非臨時起意。

2022年3月16日，澳大利亞發布《2022年關鍵礦產戰略》，將鋰、鎵、鈦、鉻、錳、釩等26種稀缺的礦產列入關鍵礦產清單，但鐵礦石等并不在列。2023年6月20日澳大利亞又發布了《2023-2030關鍵礦產戰略》，鼓勵投資和國際合作，但同時也強調將會“追蹤和監控關鍵礦產項目中的外國投資，并確保其不違背澳大利亞的國家利益”。金杜律師事務所國際合伙人熊進在一篇報告中表示，這也意味著對于涉及澳大利亞“國家利益”相關的關鍵礦產領域的外國投資，澳大利亞政府傾向于采取更為嚴格監管態度。

2020年以來，隨著監管力度的加強，已有若干中資企業計劃投資澳境內及境外的“關鍵礦產”被否決。今年2月，一家中企增持澳稀土公司股份的申請被拒。7月，澳政府又否決了一家（被認為）與中國有關聯的美國公司收購一家澳大利亞礦業公司的申請。熊進認為，從《2023關鍵礦產戰略》及目前澳大利亞國際合作的趨勢來看，相較于中國投資者，來自“五眼聯盟”國家（包括新西蘭、美國、加拿大和英國），以及其他戰略伙伴的投資者可能更容易獲得審批“綠燈”。

此次澳大利亞或將鐵礦石等大宗商品列入關鍵礦產清單，對中澳經貿又意味著什么呢？

中國是全球最大鐵礦石進口國，自2014年以來中國來自澳大利亞與巴西的鐵礦占比達到近80%，其中從澳大利亞進口量超過了60%。工信部中小企業發展促進中心3月在《中澳鐵礦石貿易現狀及發展建議》中指出，自阿博特政府以來，特恩布爾和莫里森政府均追隨美國，打壓、限制和圍堵中國，不斷制造政治和經貿摩擦。澳政府曾頻頻放言，鼓吹以中國對澳大利亞鐵礦石的依賴作為其對華外交決策上的“末日武器”，即通過控制鐵礦石出口來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形成限制手段。

華東師范大學澳大利亞研究中心主任陳弘12日告訴《環球時報》記者，澳大利亞關鍵礦產清單制定不斷參考西方盟友的行動，并與美國在戰略上保持高度契合，是“戰略性”而非戰術性的安排，以服務于其地緣政治的需要。陳弘認為，澳打破關鍵礦產的傳統定義，納入地緣政治內容，意味著先將鐵礦石等納入法律體系，以在需要時進行出口管控。陳弘認為，中澳在礦產領域的合作空間非常廣泛，雙方應該積極拓展合作領域，妥善處理分歧。若澳方一味在經貿上采取不恰當做法，最終會影響中澳兩國企業和民眾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