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礦產資源法》（以下簡稱《礦產資源法》）經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二次會議修訂通過，自2025年7月1日起施行。今天，這部承載著國家資源戰略和礦業發展期盼的重要法律歷經30多年探索與沉淀，以全新的姿態亮相。

新《礦產資源法》不僅是對以往經驗的凝練升華，也是面向未來的前瞻布局，對保障國家礦產資源安全、維護礦業權人合法權益、促進礦業綠色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時代召喚：新《礦產資源法》應運而生

礦產資源，作為工業的“糧食”與“血液”，是經濟社會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物質基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我國礦產資源開發利用和保護工作取得了明顯成效，為工業化、城鎮化的快速推進奠定了堅實基礎。1986年，我國第一部《礦產資源法》頒布實施，明確礦產資源屬于國家所有，為勘查和開發礦產資源提供了基本的法治保障。為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需要，1996年對《礦產資源法》進行了修正，完善了礦業權有償使用和依法流轉制度，開啟了礦業權市場建設法治新篇章。此后，除2009年對《礦產資源法》作個別文字修改外，未再進行實質性修改。

隨著我國經濟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一場關乎國家資源安全、生態文明建設、經濟轉型升級和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深刻轉變正在礦業領域加速推進。第一，礦產資源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重要，特別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裝備制造等新興產業的迅速崛起，對鋰、鈷、鎳、稀土等戰略性礦產資源的需求呈爆發式增長，這些礦產資源作為新質生產力的關鍵支撐，其勘查、開發的規模、效率與質量，直接關乎我國新興產業的發展和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第二，生態文明建設成為新時代發展的核心任務之一，“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深入人心，迫切要求礦產資源勘查開發必須擯棄“重開發、輕保護”“先污染、后治理”的傳統粗放發展模式，最大程度減少對生態環境的擾動，促進資源開發與生態環境保護的協調統一，實現“資源開發—生態修復—環境提升”的良性循環。第三，市場經濟和物權保護的觀念深深扎根于社會肌理。無論是肩負國家資源戰略使命的大型國企，還是深耕具體領域的民企以及小微企業，對自主經營、公平競爭的市場準則都形成高度共識，當物權保護形成穩固可靠的制度保障，礦產資源勘查開發才能盡情釋放內生動力，共同構筑礦業高質量發展的多元化格局。第四，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維深度融入經濟社會發展的血脈。從管理機關的依法行政，到企業的合規運營，再到糾紛的處理和依法維權，法治貫穿于社會治理的每個環節，法治已經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維護社會公平的核心引擎。

正是在這樣一個大的時代背景下，新《礦產資源法》應運而生。新《礦產資源法》既是應對國際資源風云變幻的堅實盾牌，也是激活國內礦業市場活力的強力引擎，必將為保障國家礦產資源安全、推動礦產資源管理法治化、維護礦業權人合法權益、促進礦業高質量發展發揮重要作用。

法立新篇：重塑礦產資源管理新秩序

立法的根本目的，從來都不是簡單地用條文框定行為邊界，而是以法治治理錨定時代發展的航向。一部具有生命力的法律，不僅規范礦產資源勘查開發行為，更承載引領行業變革和進步的使命。新《礦產資源法》打破“重審批輕監管、重開發輕保護”傳統思維和管理方式的束縛，樹立物權保護、綠色開發的新理念，讓礦業在高質量發展的軌道上實現資源高效利用、生態持續修復、產業創新升級的有機統一。

新《礦產資源法》發展理念深度革新，實現由發展礦業到促進礦業高質量發展的根本性轉變。新《礦產資源法》立足時代需求，實現從單純追求礦業經濟增長向全方位推動礦業高質量發展的跨越。首次在法律上明確要堅持黨的領導，將加強生態環境保護，維護礦產資源國家所有者權益和礦業權人合法權益，推動礦業高質量發展，保障國家礦產資源安全納入立法目的，將安全保障、綠色發展、市場經濟、物權保護等理念深深融入制度設計，為礦業高質量發展注入法治動能，擘畫資源安全與可持續發展的時代新藍圖。

新《礦產資源法》安全戰略再度升級，全面夯實國家礦產資源安全制度根基。新《礦產資源法》堅持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突出保障國家礦產資源安全目標，統籌發展和安全，健全礦產資源安全保障體系。加強基礎性地質調查，加大礦產資源國內勘探開發和增儲上產支持力度，支撐保障新一輪找礦突破戰略行動。建立戰略性礦產資源特殊保護制度，強化對戰略性礦產資源的保障。增加“礦產資源儲備和應急”一章，健全完善礦產資源儲備和應急制度，提高應對礦產資源短缺風險的能力，確保礦產資源持續、有效、可靠供給。

新《礦產資源法》物權制度系統重塑，激活礦業權市場活力與創新潛能。新《礦產資源法》結束了過去勘查許可證、采礦許可證“一證載兩權”的歷史，實行礦業權物權登記與礦產資源勘查開采行為許可相分離的制度，建立礦業權物權登記制度，規定礦業權出讓部門應當將礦業權的相關事項記載于礦業權登記簿，并向礦業權人發放礦業權證書，強化礦業權物權保護。優化礦業權取得方式，建立了以招拍掛出讓為主，協議出讓和其他方式出讓為補充的礦業權出讓制度，根據礦產資源勘查開采項目不同情況，合理選擇招標、拍賣或者掛牌方式出讓礦業權，使礦業權取得更具公平和效率。實行探采“直通車”制度，完善礦業權收回補償、轉讓、抵押等相關制度，進一步擴大礦業權物權權能，保護礦業權人的合法權益。此外，為了解決長期困擾礦山企業的“礦合法、地不合法”問題，新《礦產資源法》建立礦業用地制度，允許開采戰略性礦產資源征收土地，允許符合邊開采、邊復墾條件的露天開采戰略性礦產資源臨時使用土地，積極構建多元化的礦業用地保障機制。

新《礦產資源法》礦區生態修復機制煥新，實現從碎片化管理到集成修復制度的根本性轉變。新《礦產資源法》堅持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統籌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保護，首次設立礦區生態修復專章，明確修復原則和要求，壓實采礦權人生態修復義務，鼓勵社會資本參與礦區生態修復，要求采礦權人編制礦區生態修復方案并按照方案進行礦區生態修復，明確礦區生態修復應當驗收合格，采礦權人應當按規定提取礦區生態修復費用，堅決摒棄“重開發、輕保護”的礦產資源開發老路，實現礦產資源勘查開采與生態環境保護的有機統一。

揚帆起航：鋪就礦業高質量發展之路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實施，法律的權威也在于實施。新《礦產資源法》是系統性、重構性和全面性的修改，在落地實施過程中，觀念不轉變，制度不銜接、執行不規范、利益協調復雜等問題亟待破解。對此，我們要從管理機關、礦山企業、社會各界等各個方面協同發力，形成目標一致、多方良性互動的法治環境，推動礦產資源管理制度改革轉化為礦業發展實效。

管理機關要切實轉變觀念，當好制度實施的“領航員”。新《礦產資源法》賦予了自然資源主管部門以及其他有關部門更加系統的監管職責和更嚴格的執法要求，其實施絕非簡單的條文落地，而是從治理理念到實踐模式的深刻變革。管理機關不能固守陳舊思維，否則即使手握全新的法律利器，仍然擺脫不了“穿新鞋走老路”的困局。比如，落實新《礦產資源法》規定的“權證分離”制度，不是以行政許可的程序和要求進行礦業權物權登記，也不是一個程序發兩個證，而是以不動產登記的程序和要求進行礦業權物權登記，以行政許可的程序和要求進行勘查開采許可，讓物權的歸物權，許可的歸許可；落實探采“直通車”制度、礦業權轉讓制度，不是批準了才能探轉采和轉讓，而是除法律法規規定的特殊情形外，都可以進行探轉采、轉讓；落實礦業用地制度，要將新《礦產資源法》關于礦業用地的規定作為《土地管理法》的特別規定優先適用，特別是在臨時使用土地期限方面，不是按照一般臨時用地進行管理，而是按照新《礦產資源法》規定，用地的期限應當根據需要確定，最長不超過礦業權期限；落實礦區生態修復方案編制制度，不是在原有方案基礎上增加一個新的方案，而是推動將相關方案整合，編制統一的礦區生態修復方案。要實現新《礦產資源法》的新舊銜接、平穩過渡絕非易事，各級自然資源主管部門要切實轉變觀念，加強組織保障，抓好教育培訓，做好制度銜接、文件清理和信息化保障相關工作，形成上下聯動、協調一致的工作合力，不斷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確保新《礦產資源法》各項制度措施落實到位。

地勘單位、礦山企業要主動對標踐行，爭做轉型升級的“排頭兵”。地勘單位、礦山企業是新《礦產資源法》實施的重要主體和直接踐行者，既是法律保護、規范和約束的對象，也是推動礦產資源領域法治化、綠色化發展的關鍵力量。要對新《礦產資源法》充滿信心，積極主動作為，加大勘查投入，契合國家加強礦產資源國內勘探開發和增儲上產的政策導向，為國家資源安全添磚加瓦；要及時關注新礦法實施后礦產資源管理政策的最新變化，運用好新《礦產資源法》的制度紅利，靈活調整經營策略，在新的政策環境下實現轉型發展搶占先機；要以更強的責任擔當，全面履行礦產資源勘查、開采和礦區生態修復過程中的法定責任和義務，加大科技創新，著力構建依法依規、綠色高效的發展新格局。

社會各界要凝聚監督合力，筑牢新法實施“防火墻”。新《礦產資源法》的實施不僅關乎礦業企業，更與社會各界的生產生活息息相關。希望各方面積極關心、支持并深度參與新《礦產資源法》實施工作，積極學習、宣傳新《礦產資源法》，充分發揮行業自律和社會監督作用，共同防范非法采礦、擾亂礦區秩序等違法行為，營造全民守法、依法護礦的良好社會氛圍，形成全社會共同監督的強大合力，確保新法的權威得到維護，新法的規定得到嚴格執行。